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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抗战|烽火战歌:文化里的齐鲁抗战记忆
阅读量:0     发布时间:2025-08-24 10:45:00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胡玲玲 冯沛然 王开智 彭彦伟

战场要守住,人心亦要守住。80多年前的齐鲁大地,抗日战争的硝烟裹着尘土翻涌,总有些身影,在炮火里挺直了腰:有人背着油印机往战壕里钻,把“前线捷报”的消息,一字一句地刻进纸张;有人在山坳里哼起刚写就的调子,“沂蒙山好风光”的旋律,成为坚韧的冲锋号;还有人站在断壁残垣上办起剧团,演员唱出激昂的曲调,号召“军民一心打豺狼”。

这些镌刻在齐鲁大地上的文化抗战记忆,共同淬炼出不屈的脊梁。

一张报纸成为山东抗战的思想机枪

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,1939年1月1日,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第一张党报《大众日报》创刊。这份报纸从蒙山深处的沂水王庄出发,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转战百余个村庄,无论环境如何恶劣、条件如何艰苦,始终坚持出版发行,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,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走进沂水县云头峪村一座小院,正面是三间瓦房,东面则是石头墙、草屋顶的老房,这里是《大众日报》的创刊地。如今的茅草屋,当年是村民们腾出云头峪村最好的新房。此后,大众日报社在沂蒙山区先后转战沂南、莒县、莒南、费县等地的100多个村庄,每遇险境,都有乡亲们挺身而出。

战火硝烟中,报社与当地百姓结下了生死情谊。报社员工白铁华遭日军严刑拷打,生命垂危时,是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冒着危险,悉心救助,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“《大众日报》报社在我们家待了有四五年,日本人一来,家里就开始分配任务:藏纸张、藏铅字。”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伸手比画着躲藏的动作,谈起这段经历,仍然记忆犹新,没有油墨,就用马尾松烟子灰加上松香制成“土油墨”;没有印刷纸张,就从当地传统土造纸法中想办法,用桑树皮做原料,制成几乎透明的“文化纸”;因特殊情况不能铅印时,就出石印、油印报或书页式小报。

在任何条件下都坚持出报,坚持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,是党交给《大众日报》的战斗任务,也是大众报人的使命担当。创刊至今,《大众日报》穿过炮火硝烟,付出鲜血乃至生命。

1941年11月,日军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,《大众日报》18位同志不幸牺牲。后来,人们在大众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郭季田的遗物中,发现他的日记,上书一行诗句:“我发誓地向天呼号,为了民族的生存,要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”

在战争年代,共有578位报社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然而,流血没有让《大众日报》止步,报社坚持既与敌人战斗,又做群众工作。报人既是笔杆子,也是枪杆子,真正做到部队打到哪里,记者就采访到哪里,报纸就发行到哪里。

“沂蒙母亲”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

一首民谣唱出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

“人人(那个)都说哎,沂蒙山好,沂蒙(那个)山上好风光哎……”在齐鲁大地的抗日烽火中,一首民谣《沂蒙山小调》唱响了“党群同心、军民情深、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的沂蒙精神。

1940年,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,日寇经常“扫荡”,国民党顽固派也时常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,破坏抗日根据地。1940年6月,抗大一分校在临沂的垛庄南山一带参加战役。校文工团的李林和阮若珊根据沂蒙山当地的花鼓调加工,编写歌曲《反对黄沙会》,也就是《沂蒙山小调》的前身。

作为《沂蒙山小调》第三代传唱人,已经70多岁的宋守莲从小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。在“小调诞生地”的石碑前,微风轻拂,紫藤花摇曳,宋守莲缓缓唱起这首歌,原生态的唱法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。

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员傅泉曾经生活战斗在沂蒙山区。1945年,八路军准备解放被伪军固守的临沂城。攻城前夕,山东军区领导派文工团的肖民和傅泉来到城墙边,趴在护城河外的屋脊上向敌军喊话:“沂河两岸的老百姓受尽欺凌,不要再替日本鬼子卖命了。”喊完话后,肖民就用小提琴拉起了《沂蒙山小调》。动人的旋律打动了守城的敌军,在随后的战斗中,他们把枪口朝向天空,八路军顺利解放了临沂城。

十几年前,傅泉在回到蒙山时感慨,“我15岁的时候就在这里战斗,《沂蒙山小调》从这里诞生,我这个老兵来看看我的老团长和老战友李林、阮若珊同志。”

谈到这段经历,宋守莲印象深刻,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“我和傅泉头一次见面,就给他清唱《沂蒙山小调》。他听后,拉着我的手都颤抖了,激动地说,守莲真是沂蒙山的金嗓子。小调后继有人,咱们的精神也能传承下去。”

《沂蒙山小调》第三代传唱人宋守莲

一支剧团用演出瓦解敌人防线

“一马三司令,得了抗日病。专打日本鬼,保护老百姓。”这首民谣,曾经传遍长山上下、小清河畔。以至于几乎人人都知道在清河平原上,有血脉相连的马家三兄弟即马耀南、马晓云、马天民抛家舍业,一心打日军,先后为国捐躯的事迹。

为了纪念马耀南,1940年,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将抗战剧团改名为“耀南剧团”,成为抗日大军中的一支“文艺轻骑兵”。

这支以英雄命名的剧团,从诞生起就带着烽火的烙印,将舞台扎进了枪林弹雨的战场。为躲避敌人的封锁,剧团时而集中,时而分散,一遇敌人“扫荡”,剧团人员就化整为零,换上便衣,和群众一起生活。情况稍有好转,就集中起来,排练节目,有时还会在行军路上对台词。

“我的两位姑姑马醒华、马丽华都参加过耀南剧团。”马耀南的孙子马永清指尖划过老相册里泛黄的家族合影,缓缓讲述道,当时,耀南剧团经常到各村中去表演,每逢演出,方园十里、几十里的群众早早赶来,演出完了还恋恋不舍,久久不肯离去。

排演大型剧目面临着重重阻碍。1942年冬天,敌人加紧了对小清河两岸的“清剿”“扫荡”,耀南剧团为提振民心,赶排了古装话剧《李秀成之死》,天寒地冻,地广人稀,为筹借服装,演员三下博兴纯化镇。经过紧张的筹备、排练,剧团终于赶在元旦顺利演出。

“演员冻得手拿不住眉笔,油彩用火烤了才能往脸上抹。扮国舅的王涛胡子上挂着冰柱,扮王妃的马昆说话都成了结巴。有的演员一人扮三四个角色,几次在寒风中换服装,演侍卫的马厚栋端盘子上台,吐了一盘子。”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王月娥是土生土长的垦利人,她在展柜前站得笔直,依次讲解着耀南剧团使用过的道具和演出剧目的手稿,“我打小听这些故事长大,现在讲给更多人听。那会儿啥都缺,缺棉衣、缺粮食、缺像样的戏台,可就不缺一样东西:不管遭多大罪、受多大难,都不能倒的精气神。”

马耀南的孙子马永清

正是这股精气神,让烽火中的文化抗争有了穿透硝烟的力量,拧成了一股绳。绳上拴着的,是沂蒙母亲炕头的油灯,是报社烈士日记里的誓言,是剧团演员冻得发红,却依然高举的手臂。

如今,硝烟散了,可那股劲儿还在。《沂蒙山小调》还在山坳里唱,报纸上的字句依然滚烫,舞台上的故事换了新篇。这就是文化的模样,它从不是标本,而是活着的血脉,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里,暖着,传着,长成新的脊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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